沙發床傢俱

龍應台
　　這到底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
　　龍應台為官這兩年
　　“頭一年，我的感覺是，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，會問自己‘天哪，我來這裡乾什麼？整整頭一年半，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。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，這就是現實。大概是兩年來，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。”
　　“如果再晚4年，我不會幹。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，這是最後一次。”
　　本刊記者/蘇潔(發自臺北)
　　龍應台脫掉鞋子，赤著腳踩在草席上。在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間，她似乎並沒感到什麼不自在，她把手背在身後，偶爾像小女孩一樣踮起腳，腰間細長的紅色皮帶若隱若現。身邊的官員一副“向長官報告”的姿態跟她聊天，她倒是大剌剌地開著玩笑，眉毛揚得高高的。不施粉黛，一對金屬耳環格外醒目。
　　這是一棟剛修複不久的日式建築，房梁上的油漆剛剛刷過，鋪在地板上的草席帶著點夏天的味道。龍應台有些驕傲地告訴在座，這個修繕後的“齊東詩舍”，將用於舉辦詩歌相關的活動，作為臺灣“詩歌復興的堡壘”。
　　就任臺灣“文化部長”兩年，龍應台提了很多個“復興”，仿佛急著要為那個曾經她吶喊著改變的臺灣找回什麼。“我知道現在臺灣人心裡會有挫折感，也有很深的不安。可是這片土壤的人情和溫潤，是貫穿著整個臺灣文化的最珍貴的品質。”就職兩周年的交流會，龍應台捧出了兩年來的第一篇文章，《溫潤，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》，文章末尾，署著她風格遒勁的簽名。
　　“也許你看見了別的什麼，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見了什麼。
　　我看見金門九十歲的董天補，坐在小板凳上彎著腰，低著頭，全神貫註地在一支燈上描繪花朵。他到市場買雪白的棉布和淡綠色的洋菜，把洋菜煉出的汁塗上棉布，扎上緊繃的竹架，然後把人家的姓氏和堂號描上，再細細畫上最代表歲月安好的牡丹花，就是人們結婚或新居落成時希望掛出祈求幸福的子婿燈。潔凈的小屋裡有吃奶的嬰兒睜著萌眼觀看，屋外有啼叫的公雞在昂首散步。董天厭的燈，全臺灣僅此一家，‘文化部’將他的技藝列冊，提供傳習。
　　五月五日晚上，我看見蔡明亮從歐洲發來的簡訊：‘肯定要讓您驚嚇，這趟長征，我亦一路驚駭，小康在轉機(維也納到布魯塞爾)就小中風了。首演在提心吊膽下完成，但仍有可觀，反應很好。第二次他表現更驚人，今天醫生也說他有很大進步。剛助理傳來消息，票也賣光，比利時兩大法語報也給高度評價，我稍稍放心——此行簡直如唐僧西天取經的九九八十一難，菩薩保佑。’蔡明亮和李康生正在‘文化部’所支持的歐洲巡演途中。”
　　龍應台依舊是個會講故事的人，她用並不明亮的嗓音說著在每個角落裡她看到的溫潤臺灣，也感慨著兩年來傾註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，略帶唏噓，但溫暖的氛圍並未持續太久，被一個聲音忽然打破了。
　　“前兩天在出版產業座談的時候，‘部長’回答一個問題時說，對電子出版的商務模式不太瞭解。這個消息出來之後，迴響相當的熱烈。我們的留言區非常熱情，大家都說，怎麼辦，怎麼辦，我們的‘文化部長’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麼！這一點是不是可以請‘部長’解釋一下？”一位臺灣媒體記者舉著話筒，有些興奮。
　　“哈，我怎麼可能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麼呢？”龍應台的笑意仍掛在臉上，語氣肯定地糾正。“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問，說‘你作為作者，為什麼自己的書都沒有出成電子書？’我的回答是，兩年半前，當我仍是作者的時候，有人來和我談書的電子出版，但我覺得那個模式還不是很成熟。”
　　話題很快轉向了別處。此時的龍應台，周身披著件看不見的鎧甲，每一句不經意的談笑背後，都是準確的信息、縝密的邏輯，和小心翼翼的拿捏。她知道，哪怕說錯一個字，第二天的報紙內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。
　　很多天后，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和她聊起相關的話題，龍應台先是開了句玩笑，繼而苦笑，接著沉默了幾秒鐘，很認真地說，“這次回來，很多東西都變了。”很多原來是在“主持公道”的人，也變成了拿著弓箭隨時準備放的。她原本以為，所有該經歷的辛苦，早在多年前做臺北文化局長的時候，就經歷過了。
　　“帶著頭盔”回到臺灣
　　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，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。
　　龍應台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，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，嘀嗒作響，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。
　　“局長，你說吧，什麼叫做文化？”凌晨三點鐘，龍應台站上了質詢台，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。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，似乎喝了點酒，滿臉通紅，大聲問道。
　　對著空蕩盪的議事大廳，龍應台一下子變得很感性。拋開預算、項目、艱深的學術定義，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，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。
　　“文化？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，他的舉手投足，他的一顰一笑，他的整體氣質。他走過一棵樹，樹枝低垂，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，還是彎身而過？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，他是憐憫地避開，還是一腳踢過去？電梯門打開，他是謙抑地讓人，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？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，綠燈亮了，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？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？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？他怎麼從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？
　　如果他在會議、教室、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，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？他對家裡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？ 獨處時，他，如何與自己相處？所有的教養、原則、規範，在沒人看見的地方，他怎麼樣？
　　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、對待自己、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。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裡，人懂得尊重自己——他不苟且，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；人懂得尊重別人——他不霸道，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；人懂得尊重自然——他不掠奪，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。”
　　講這番話時，龍應台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。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，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，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，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。
　　走下質詢台，她抬眼看著窗外，臺北的雨仍在下。
　　很多年後，再回憶時，龍應台坦言，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。那時的她，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，被外界形容是“掙扎在臺灣官場”。一度被議員質疑“不是臺灣人”時，龍應台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“我抗議！”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，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。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，龍應台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。“如果是作家龍應台，早就拂袖而去了！”說到激動，她握著拳頭。
　　2003年，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後，龍應台去大學教書，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。後來她搬去了香港，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，除了寫字和教書，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裡的陽臺上，端杯酒，看著傍晚的大海，說說話。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。
　　2009年，龍應台出版了《大江大海1949》，繼《野火集》後再掀兩岸閱讀風潮。
　　五年後，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，龍應台卻在為即將參加的議會質詢胃痛，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。她要去做臺灣“文化部長”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。
　　“為了做一個應對質詢的報告，我的同仁忙得雞飛狗跳。可能對面的人動一動小指頭，我們這邊的公務員，就要忙得跟狗一樣。”龍應台忍不住表達“委屈”。
　　對於委屈，龍應台是有準備的。“人生有些決定就在一剎那。”2012年，答應馬英九的請求回臺灣接掌“文化部”，任臺灣首位“文化部長”時，龍應台沒和任何人商量。
　　那年她60歲。“如果再晚4年，我不會幹。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，這是最後一次。”
　　一個龍應台，兩千多人的“文化部”，千頭萬緒。
　　非議不少，期待也不少。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曾說，“馬英九強調文化，龍應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選。”而包括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著正面的期許。“文化元年基金會”籌備處成員之一的張鐵志指出，龍應台當“文化部長”是好事，這體現了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為。但同時，作為一個關註文化政策的公民團體，“文化元年基金會”籌備處也會持續檢驗龍應台的施政表現。
　　龍應台說，當時外界很希望看到她“馬上出成果”。
　　於是龍應台告別了在香港沙灣徑25號“閑雲野鶴”的7年，“帶著頭盔”回到了臺灣，如打地樁一樣地從頭做起。
　　“天哪，我來這裡乾什麼？”
　　第一天上班，龍應台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，慢慢有人走進來，她一個一個地認識，“剛開始會覺得，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‘烏合之眾’。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，自己都不知道‘文化部’要乾什麼，既沒有共同的目標，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，彼此間也沒有默契。”
　　臺灣“文化部”，是2012年5月從“文建會”“新聞局”“研考會”“教育部”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併而成的。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，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。對於空降的龍應台來說，如何整合“老樹與雜草”，讓“文化部”的地下管線接起來，並非易事。
　　像在大學期間組織“思沙龍”一樣，龍應台每隔兩三個月，就把各部門的負責人招呼到家裡來Party。從六點多一起吃晚餐，到晚上十一二點，交流想法。建立一個“共識營”，一起討論下半年的目標、困難。
　　可壓力不僅來自內部的整合。
　　龍應台發現，作為“部長”，她不僅要面對比市“議員”質詢火力更強的“立法委員”，還要隨時接受來自媒體和外界如放大鏡一般的檢視。
　　“可否請‘部長’談談影音政策？”剛上任時，有媒體追問。“我還沒聽到那裡，請給我一點時間，好嗎？”龍應台帶著歉意，“流行音樂部分原本不在我這裡。”她坦言，2003年離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後，連這方面的報紙都很少看。
　　只做功課還遠遠不夠。2013年，有民意代表質疑，臺灣“文化部長”龍應台2012年出境43天，花了將近400萬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83萬)，但有關計劃的執行率卻只有32%，狀況並不好。該代表隨即表示，認為“龍應台是把‘文化部’當成自己的基金會，出訪是為了替自己累積聲望。”
　　面對質疑，龍應台承認，有些計劃的執行率的確偏低，但不少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。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為“臺灣書院”，就必須通過上網公開招標的方式，但這在執行上有困難，同時也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，不會那麼快地反映到“執行率”里。
　　“頭一年，我的感覺是，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，會問自己‘天哪，我來這裡乾什麼？’這感覺蠻黑暗的。直到第二年的時候，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，我開始會覺得‘嗯，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’。”龍應台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表示，當“部長”最初的感覺，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，腳還沒站穩，一個浪頭就打下來，還沒準備好，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。
　　在紛繁的檢視和質疑里，龍應台偶爾也會為指責和誤會而忿忿。“文化部”即將遷址到臺北新莊“副都心”時，“龍部長”一人坐擁三間辦公室的報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。“台聯”黨團副總召黃文玲更是出來嗆聲，“龍應台不食人間煙火，1個人需要3間辦公室，根本就是龍太后！”
　　臺灣“立法委員”為此在質詢會上質問“行政院長”江宜樺時，江解釋，“一個‘部長’原則上只能有一間辦公室。”而面對“狡兔三窟”說，龍應台也不得不在“立法院”和媒體面前一再澄清，“我是‘笨兔’，只有一間辦公室。”
　　對於不信任，龍應台有些無奈。“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，它拿著弓箭對著你，不管你每天做什麼，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，而且是四麵包圍的狀況。也就是說，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，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，覺得蠻沮喪的。”
　　龍應台坦言，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。“我以為我沒有什麼私利的考慮，只是做一個公僕，你為什麼不信任我？這是整整頭一年半，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。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，這就是現實。並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。大概是兩年來，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。”
　　這種艱難，甚至有一個階段讓龍應台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。“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，我這樣一個人，如果要對臺灣、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，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？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，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，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。”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　　我唯一能用的“武器”就是誠懇
　　“××，你們可不可以儘快拿出一個科學的統計方法，不要再這樣和稀泥了？”5月20日，“文化部”內部的下年度預算會議上，龍應台的目光越過一堆堆的預算申報、分析材料，投向坐在斜對面的綜合規劃司司長。
　　在這個被“文化部”稱作圓桌會議的預算會上，龍應台和總計處代表各坐圓桌的一端，兩個局、七個司的負責人要輪流來彙報、解釋預算。而6月份整個“部”的預算案就要提交，並接受“立法院”的質詢，時間緊迫。
　　“可不可以確保在一個星期內把這個會議召開完畢，給我一個確切的數字？”面對下一位來彙報預算的司長，龍應台的語氣依然不容置疑。
　　工作時的龍應台一絲不苟，甚至有些咄咄逼人。她會有一連串的追問，似乎一定要把對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“榨乾”。而一旦工作結束，她會馬上用燦爛的笑臉迎接你，“怎麼樣，還好吧？”
　　身邊的人透露，“跟‘龍部長’一起工作很不容易，因為很累。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。”臺灣公共電視董事會選舉，就是龍應台無數次想放棄，但最終還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樁事。
　　2006年，臺灣成立了公共廣電集團，旗下包括不播放商業廣告的公視、可播放商業廣告的華視、為客家族群服務的客視、為原住民族群服務的原視，以及為島外華人服務的宏觀衛視等。
　　政府撥款50億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10.4億元)成立的公共電視，此後每年都獲得約9億元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1.9億元)的資金支持。根據規劃，公共電視是為臺灣觀眾提供的一個立場中立、兼顧文化、益智、教育、娛樂各方面的高質量電視臺。然而，原本以不受政治影響立場建立的公共電視，卻逐漸成了政治角力的場所。政黨輪替期間，藍綠陣營都試圖掌控公視董事會。
　　“這實在是有違初衷。公視董事會改選之前歷經近兩年的紛擾，無法解決。因為第五屆董監事會無法產生，第四屆董監事會只負責看守，不能促成任何略具發展性的規劃，整個機構兩年來就在原地踏步，混日子。圈內人一提起公共電視，都會搖頭嘆息說，‘那個地方最難搞。’”臺灣民意調查基金會秘書長馬康莊表示。
　　2012年，公視的主管機構由“新聞局”轉移到新成立的“文化部”。龍應台甫一上任，就接手了公視董事會選舉這塊“燙手的山芋”。早在2010年就屆滿的原董事會並不打算離開，而新董事會的改選過程又一再遭到藍綠勢力的掣肘，遲遲無法組成。在接受“立委”質詢時，龍應台曾氣憤表示公視爭議是“臺灣最大的世界醜聞”。那時候，公視面臨著六個訴訟，被國際組織“自由之家”列為台島新聞自由倒退的負面案例。
　　“我唯一擁有的‘武器’，就是我的誠懇。董事會評審會成員充滿了政治猜忌。所以我只能找所謂社會公正人士，有身份有地位、有社會信任的人，來做我的候選人，結果還是被一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羞辱。因此是，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清流，同意被我請進來做‘炮灰團’，一次一次被否定掉。但我還是堅持。”龍應台回憶，那段推進董事會選舉的日子，她不是沒想過放棄。“有時候想說，就算了吧。”甚至一度說出“廢除公視”的氣話的龍應台，幾個月後還是重頭來過。
　　“龍應台說的肯定是氣話，她會堅守公視的存在。”臺灣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說，“臺灣有太多的商業電視臺、太多的八卦新聞、太多的膻色腥的新聞。臺灣需要公視。”
　　最終，在董事會“難產”的第934天，2013年6月26日，歷經5度審查的臺灣公視第五屆董事會終於誕生。“我想，誠懇還是有用的，我沒有私心。因為沒有私心，所以最後那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也不好意思了，在社會壓力下，經過了四五十個‘炮灰團’，最後董事會成功選出來了。”
　　那天龍應台特別念了一封初二女生的來信，期許公視有一個“乾凈的、全新的起點”。為了公視董事會，龍應台沒少在媒體面前憂慮、含淚，而這次她終於露出了久違的輕鬆笑容。
　　龍應台說，公視董事會選舉讓她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誠懇和溝通的重要性。
　　7年前就反思過自己“知識分子的傲慢”
　　很多人覺得，《野火集》里那個彪悍的龍應台，這兩年“變柔軟了”。這一點，龍應台並不否認。
　　2007年，在發表文章《孟子與小科員》中，龍應台就反思過自己“知識分子的傲慢”。
　　在“文化部長”任職記者會上，龍應台回憶起之前為官期間常與臺北市議會針鋒相對的情景，就表示自己“已有深刻反省”。“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態度要調整，希望這次可以做到。”
　　公視董事會選舉，正像是對她反思成果的檢驗。“龍應台再回來，信仰的底蘊沒變。真正的挑戰落在她的溝通能力和技巧。包括如何應對‘立法院’的質詢，以及如何磨合各種異議。”臺灣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主任阮慶岳表示。
　　一部分的柔軟是刻意為之，一部分的柔軟卻是發自本心。
　　龍應台去苗慄探訪天然染織工坊，來到苗慄泰安鄉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，看到泰雅婦女在田地里把苧麻採收後抽出天然纖維，就跟著往地里一坐，邊學抽絲邊聊天。
　　跟在龍應台身邊的人，常可以看到類似“泥土化”的一面。2012年4月，龍應台到竹東訪查臺灣畫家蕭如松藝術園區。看到園區種的各種果樹，龍應台興奮地爬到土芭樂樹上摘了一顆，在衣服上擦了兩下就吃起來，身邊的幕僚和官員一時看獃。有媒體也有些不解，“龍應台這是唱的哪一齣？”
　　“她是個很自在的人，不會因為媒體，或者其他人士在場就改變行為。”大學時曾任龍應台清大“思沙龍”第一屆總監的蕭定雄回憶，龍應臺上課時偶爾也會把鞋子脫了，光著腳板繼續和學生討論。
　　上任“文化部長”不久，龍應台正式提出“泥土化、國際化、產值化、雲端化”的四大政策方向，併發表了題為“從村落出發，從國際回來”的演講。她努力打造社區書店、復興草根社區、鼓勵傳統手藝傳襲、鼓勵“文學回鄉”。
　　“我其實是從臺灣南部的農村中成長起來的小孩兒，我總是覺得你如果要揚帆而走四海，總要從一個村落作為起點，這個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，都是你心中最結實的東西，如同腳踩的泥土，那個其實就是傳統文化。”出生於臺灣高雄縣大寮鄉眷村的龍應台，像一個誠懇的農夫，耕種著臺灣文化的土壤。
　　野火還在嗎？
　　龍應台的《百年思索》里，曾記錄了這麼一段話：
　　“你把她找來，是因為她有獨立的精神。如果她一進入官僚體系就失去這份精神，也就抵消了你找她來的意義，你同意嗎？”
　　“如果她失去了獨立的精神，那麼她輸了，我也輸了。”
　　對話發生在15年前的龍應台和馬英九之間。像是為了一場誰也不願輸的賭博，15年來，馬英九始終給龍應台留著足夠的獨立空間。
　　“換一個人在馬英九的位置，有可能他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說，‘哎，我的輔選團隊的某某人有個什麼劇團，你給他個什麼資源。因為他對我的選舉有利。’或者是說，‘這個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關，你的場地借給他用一用。’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會做的事情，馬英九一次都沒有。馬先生從來沒有試圖通過影響我這一塊，來服務他的政治目標，從來沒有。”龍應台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形容，馬英九就像臺灣政壇的“稀有動物”，而這種有所不為，讓她有理由堅持自己的獨立。包括努力推動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項目。
　　最初有創辦藝術銀行的想法，龍應台並沒有獲得太多支持，不少圈內的藝術家甚至質疑，為什麼讓陽春白雪的藝術染上“銅臭”？而身處藝術市場的畫廊、經紀人則擔心，“文化部”這是來和我們搶生意？
　　龍應台嘗試著把這個概念介紹給更多的人，逐漸建立和完善甄選標準和典章制度，吸引臺灣本土的藝術家把作品賣給藝術銀行，再由藝術銀行出租給公共空間。
　　馬英九是第一批客戶之一。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上，掛著大大小小近20件藝術品，都是從藝術銀行租來的。慢慢的，臺灣的機場、火車站、醫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間開始看到一些繪畫和雕塑作品，這些作品租金不高，為給民眾一個認識本土藝術家的機會。
　　為了推動藝術銀行的正常經營，龍應台專門邀請澳大利亞藝術銀行的專家，來臺灣給工作人員上課。也許是因為多年海外生活的經驗，在推動文化交流方面，龍應台總是不遺餘力。
　　近幾年，由於多次參加交流活動，龍應台一度被民進黨“立委”抨擊。但她依然故我。
　　“我確實在這兩年中，很有意地跟同仁‘磨’。用文化的海內外來往，來培養他們的觀念和視角，應該說是從頭教起。他們會覺得很辛苦，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們從來沒有學過的。”
　　餘光中形容早期的龍應台是一股“龍卷風”，像梁啟超那樣披著啟蒙先鋒的戰袍，揭示社會病情。但對於她進入政壇的決定，他總抱著擔心，擔心這股龍卷風，扛不住政壇的夜長夢多。
　　進入“文化部”的龍卷風的確常常失眠，但風勢似乎並沒有中斷的意思。
　　臺灣部分反對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的學生衝進“立法院”並占領議場23天，龍應台以政務官的身份要求年輕人退出議場，呼籲請“立委”上工。她的態度遭遇不少輿論反彈，譏諷龍應台“野火不在”。
　　“臺灣雖然已經在1987年解嚴，但很深的部分還沒有解嚴。人們仍拿著威權時代的同一把尺看現在的當局。如果臺灣人心底徹底解嚴，對當局的態度不會是一味的反抗。而是會多一點信任、鼓勵、並懂得慎思和明辨。”龍應台反思，如果臺灣的前途都由“街頭”決定，是很可怕的景象。
　　2012年2月，以“黑馬”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台，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。兩年後，臺灣指標民調公司再做調查，龍應台的施政滿意度也呈現下降、不滿意度升高的趨勢。
　　龍應台似乎並不太在意，大方地給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。一直在“補數位化課程”的她，不久前段用WhatsApp(類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軟件)給工作群發了條信息，“親愛的同仁，我是政務官有天會離開，你們是事務官，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。”
　　龍應台說她喜歡美國詩人佛羅斯特的一首詩，“我們永遠是站在三叉路口選一條路走，不可能走回頭路，不可能回到原點。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，那就不存在後悔的事。差別隻是，每條路的風景都不一樣。”採訪完，從她遠離市中心的辦公室眺望臺北，這個城市已經有星星點點的燈亮起了。
　　龍應台：寫作所達不到的
　　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，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，足足七百多天。不過重要的是，我現在已經做出這個決定，就一定不會後悔。尤其是兩年下來，我的感覺是，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，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這種打地樁的工作，是寫作所達不到的
　　文化的推廣，
　　就是要打開一個個制度的死結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就任“部長”兩年來，第一次動筆，寫了《溫潤，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》。如何理解這個“溫潤”？
　　龍應台：臺灣文化的溫潤，如果你浸淫得夠深，會有體會。如果做一個禮貌指標的話，你會發現臺灣的禮貌指標是非常高的，而這種禮貌不是錶面的，不是形式化的，而是內在的溫潤。
　　如果講得深一點，以整個華文世界作為參考系，臺灣是一個傳統和現代銜接得非常好的地方。它沒有比較徹底的、長時間的殖民，當然它有50年的“日據時代”。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日本對於臺灣一直是不太管的狀態，真正變得比較緊張是1937年之後。所以相對於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臺灣的殖民痕跡是少的。也沒有經歷和傳統文化的大割裂。所以，它的傳統和現代是有交融的。
　　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去臺灣的捷運站，地面上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市場，裡面有賣菜的、賣香的、賣花的，籠子里是雞和鴨，一個賣豬肉的婦人，剁一塊豬肉還撒一把蔥給你，都是最傳統的生活方式；從市場坐電梯到地下搭捷運，就完全是一個現代的生活。每個人都在排隊，一個有條不紊的現代社會。
　　它的傳統和現代銜接自然，並沒有衝突。也因為銜接得好，你能感受到它的溫潤。溫潤是一個結果，它的因是傳統的溫柔敦厚和現代的快捷方便的交融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此前你也指出，臺灣人正在變得越來越焦慮和急切，追求短線的利益。你非常關註臺灣文化中的單一個體，小到民間手工藝人，大到享譽國際的藝術家，你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，給臺灣人帶來什麼改變？
　　龍應台：臺灣已經是一個相對成熟和開放的社會了。在這樣一個社會裡，民間文化有自己滾動的力量，而人民文化氣質的形成，政府的角色並不是最重要的。你會發現，在臺灣最活躍的是民間的基金會，各種慈善的組織。比如臺灣的慈濟，不管是臺灣本身還是國際社會，面臨突發事件，慈濟都會第一時間將財力、人力集中，伸出力所能及的援手。他們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構建和動員能力，是政府工作所無法達到的。
　　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臺灣已經發展到一個“弱勢”政府的階段，民間比政府更活潑，動員力更強。那麼作為政府部門官員，我所能做的，可能就是做那些民間自由的、自發的、滾動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。
　　第一件，就是為臺灣的社會文化培養一方沃土。這部分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公權力才做得到。比如說，我們現在正在處理一個難題：臺灣的小劇場很難發展，它們的場地非常難找，沒辦法像歐洲或者美國，能聚成整條街，去讓小劇場生存和演出。臺灣有很多規定，比如消防法規或者建築、都市企劃的法規，種種規定導致小劇場建不起來。如果我認為讓臺灣人有機會浸潤到這種藝術氛圍里是重要的，那麼我就會運用自己手中的能量，把營建、消防部門，以及政府各個部門彙集起來，協商調整。在這個事情做成之前，中間也許卡住了三十個關節，“文化部”就要透過制度和協調，把這一個個死結打開，最終讓這些民間小劇場有合理、合法的生存空間。
　　再比如藝術銀行，這也不是民間力量作能達成的。通過一系列法規、預算，讓臺灣的公共空間里，能夠有自己的藝術家的作品出現，讓臺灣人更多的瞭解、認識本土藝術家，這些都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你說藝術銀行是你兩年來“最驕傲的項目之一”。據說藝術銀行的想法剛一齣來，是受到了不少質疑的，運作過程也不順利。對於藝術銀行，你的驕傲在哪裡，難在哪裡？
　　龍應台：藝術銀行這個事情，已經談了很多年了。最困難的是，如何讓這個談了很多年的事情，最終落實。因為一個理想的實現，需要處理很多實際的細節。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多成果，臺灣藝術家的作品能夠在機場、車站等公共空間被看到，走出莊嚴的藝術殿堂，來到民間。但幕後的工作非常辛苦。
　　首先甄選的過程，就要做很多取捨，比如對藝術家年齡的限制、對作品選擇標準的制定，要做大量的咨詢工作。
　　再比如，藝術銀行的運作如何能夠持續，買了作品進來，是否出售？如果賣，民間藝術市場就會有反彈——怎麼你公家要和我們爭市場？如果不賣，那麼每年買那麼多作品進來，如果有的作品十年沒有人租，怎麼辦？如果買的作品，最終升值了，到底賣不賣？所以買賣之間，要做無數的斟酌、討論。
　　其實，藝術銀行面臨的問題，也很像“文化部”面臨的種種問題的縮影，最典型的就是典章制度的建立。講一個例子，比如一幅畫在運送的過程中碰壞了，你是把它丟掉，還是要修補這幅畫？如果修補，那麼是否會破壞藝術家作品的原貌？買了作品之後，和藝術家的權利義務關係是什麼，可不可以因為這部作品十年都沒有人租，我就把它銷毀，或者捐出去？所以這些都要通過契約來確定。對於我們來說，文化的推廣繁衍，與這些繁瑣的行政也是休戚相關的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這兩年你對保存傳統文化傾註了大量心血，包括對古跡的修複，對傳統手藝的傳承。但不可否認，對於現代社會、年輕人來說，傳統文化越來越遠。在你看來，如何讓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不那麼艱難？
　　龍應台：的確，我們看到現代的年輕人哈日、哈韓，對於外來的新潮文化“馬上就要”；或者現代的年輕人更青睞電子閱讀，他們交朋友、溝通的方式都已經完全電子化，但傳統文化、生活方式的空間仍是有的。以我為例，臺灣美術館的周年慶，我都會親筆寫信祝賀，用毛筆、豎版的傳統方式。當然，可能現在這樣做的人已經少之又少了，現代人比較習慣發E-mail，用字句不全的方式來表達。
　　我覺得保存傳統文化，就像放風箏。當風箏越飛越高，風越來越大，風箏眼看就要脫線的時候，你的手抓得越緊。所以你會同時看到，臺灣現在哪個古跡要被拆的時候，直接去街頭抗議的反倒以年輕人為主，他們還是在乎的。而且，現在以流行方式傳播傳統文化的，也還是有。比如周傑倫的歌，比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。
　　在現代家庭里，也會有父母給小孩子讀經，讓他們更多瞭解傳統宗教文化。所以，在臺灣幾乎是俯拾可得傳統文化的“再生”。
　　大陸也會有，比如當年於丹講《論語》，會那麼流行。我想這都是因為手裡的風箏線快要斷掉了，大家才會抓得越緊，那種渴求是一樣的。
　　我這樣一個人，
　　到底怎麼做是對的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兩年前剛任職，你形容自己當時“像踩在軟綿綿的沙灘上，雙腳還沒有站穩，一個大浪又來了”。如今兩年過後，這種感覺有沒有改變？
　　龍應台：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(笑)，現在有很多改變。
　　第一年之所以會有那樣的感覺，是因為“文化部”是一個來自幾個完全不同部門的人，集合在一起。自己都不知道“文化部”要乾什麼。但社會對你的期待又特別高。所以就變成，一方面別人要看到你馬上有成果交出來，另一方面我連員工都還沒開始訓練。我的員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對面的人是誰，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標，共同的工作方法。科長不知道他的上司長什麼樣，你怎麼“打仗”？所以，頭兩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。
　　現在兩年結束了，我自己比較安慰的是，團隊形成了。彼此間的默契也建立了，觀點如何表達、共識如何形成，現在基本上都有了雛形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是不是有時候也需要讓身段更加柔軟，去適應官場生態？
　　龍應台：(笑)我夠不夠柔軟？很難說啦。應該說溝通很重要，面對現在“立法院”的生態，我努力試圖變柔軟的部分是，我告訴我自己，任何時候如果你對我的政策有質疑，想要瞭解，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到你面前，向你解釋。這是我認為我在變柔軟的部分。
　　但是，如果我認為這個質疑是不合理的，或者你想要通過預算、資源來作交換，我是無法接受的。因為你支持我的預算，是為了臺灣社會整體的進步，不是為了我們之間的資源交換。有很多政治人物，為了所謂的“政通人和”，是這個也願意做的，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們比我“柔軟”的部分。而這一部分，我比較“不柔軟”。
　　所以，一方面，人們可以贊美我說“龍應台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”，一方面也可以嚴厲地批評我“不夠柔軟”，我承認。
　　說我不夠柔軟，我完全接受，因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“抵抗”，因為我的公務員的辛苦程度，我是很不忍心的。所以，能夠幫他們抵擋的，我都爭取去抵擋。所以，這個壓力不只是抨擊式的壓力，還來自於我該怎麼帶這個團隊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在臺灣做官，可能一個必修課就是“挨罵”。兩年來，你如何應對質疑、甚至誤解？
　　龍應台：還有被侮辱也在內(笑)。
　　這些年，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調整。事實上，這些年臺灣社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我在1999年到2003年，在臺北市政府工作的時候，那時候我也是官員，那時候也有媒體。我這一次會同意進來，再做公務員的時候，一個認知是覺得，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種辛苦程度，已經經歷了，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那個時候更辛苦了。有什麼好怕的？進來以後發現，我那時候的假設是錯的。為什麼？媒體這一塊變了。當然，媒體變了也不見得是因，它有可能是個果，因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變了。
　　最大的差別在於，13年前，一樣的辛苦，可是媒體有一個健康的正義感。那個正義感，使我一個文化人進到政壇來做公僕，會覺得媒體有一種珍惜和呵護。它有一種包容、期待和鼓勵。當你在政治的明槍暗箭中受傷的時候，你會覺得還好有一個力量幫我主持正義，那就是媒體。 
　　但兩年前我再回到政壇，發現一切都變了，而且是質變。而且變的原因我都無法理解，那就更深層了。
　　當然，也還是有正義之聲。比如公共電視的董事會選舉，有媒體實在看不下去。又一次評選失敗後，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，同一天都在撻伐這件事情。所以公正的聲音還是在，但整個生態環境變了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是否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？
　　龍應台：後悔倒是不會啦。只是，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，我這樣一個人，如果要對臺灣、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，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？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，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，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會懷念以前寫作的日子？
　　龍應台：當然會。因為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，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，足足七百多天。不過重要的是，我現在已經做的這個決定，就一定不會後悔，尤其是兩年這個階段完成的時候。兩年下來，我的感覺是，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，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這種打地樁的工作，是寫作所達不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