龍應台
  這到底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
  龍應台為官這兩年
  “頭一年,我的感覺是,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,會問自己‘天哪,我來這裡乾什麼?整整頭一年半,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。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,這就是現實。大概是兩年來,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。”
  “如果再晚4年,我不會幹。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,這是最後一次。”
  本刊記者/蘇潔(發自臺北)
  龍應台脫掉鞋子,赤著腳踩在草席上。在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間,她似乎並沒感到什麼不自在,她把手背在身後,偶爾像小女孩一樣踮起腳,腰間細長的紅色皮帶若隱若現。身邊的官員一副“向長官報告”的姿態跟她聊天,她倒是大剌剌地開著玩笑,眉毛揚得高高的。不施粉黛,一對金屬耳環格外醒目。
  這是一棟剛修複不久的日式建築,房梁上的油漆剛剛刷過,鋪在地板上的草席帶著點夏天的味道。龍應台有些驕傲地告訴在座,這個修繕後的“齊東詩舍”,將用於舉辦詩歌相關的活動,作為臺灣“詩歌復興的堡壘”。
  就任臺灣“文化部長”兩年,龍應台提了很多個“復興”,仿佛急著要為那個曾經她吶喊著改變的臺灣找回什麼。“我知道現在臺灣人心裡會有挫折感,也有很深的不安。可是這片土壤的人情和溫潤,是貫穿著整個臺灣文化的最珍貴的品質。”就職兩周年的交流會,龍應台捧出了兩年來的第一篇文章,《溫潤,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》,文章末尾,署著她風格遒勁的簽名。
  “也許你看見了別的什麼,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見了什麼。
  我看見金門九十歲的董天補,坐在小板凳上彎著腰,低著頭,全神貫註地在一支燈上描繪花朵。他到市場買雪白的棉布和淡綠色的洋菜,把洋菜煉出的汁塗上棉布,扎上緊繃的竹架,然後把人家的姓氏和堂號描上,再細細畫上最代表歲月安好的牡丹花,就是人們結婚或新居落成時希望掛出祈求幸福的子婿燈。潔凈的小屋裡有吃奶的嬰兒睜著萌眼觀看,屋外有啼叫的公雞在昂首散步。董天厭的燈,全臺灣僅此一家,‘文化部’將他的技藝列冊,提供傳習。
  五月五日晚上,我看見蔡明亮從歐洲發來的簡訊:‘肯定要讓您驚嚇,這趟長征,我亦一路驚駭,小康在轉機(維也納到布魯塞爾)就小中風了。首演在提心吊膽下完成,但仍有可觀,反應很好。第二次他表現更驚人,今天醫生也說他有很大進步。剛助理傳來消息,票也賣光,比利時兩大法語報也給高度評價,我稍稍放心——此行簡直如唐僧西天取經的九九八十一難,菩薩保佑。’蔡明亮和李康生正在‘文化部’所支持的歐洲巡演途中。”
  龍應台依舊是個會講故事的人,她用並不明亮的嗓音說著在每個角落裡她看到的溫潤臺灣,也感慨著兩年來傾註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,略帶唏噓,但溫暖的氛圍並未持續太久,被一個聲音忽然打破了。
  “前兩天在出版產業座談的時候,‘部長’回答一個問題時說,對電子出版的商務模式不太瞭解。這個消息出來之後,迴響相當的熱烈。我們的留言區非常熱情,大家都說,怎麼辦,怎麼辦,我們的‘文化部長’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麼!這一點是不是可以請‘部長’解釋一下?”一位臺灣媒體記者舉著話筒,有些興奮。
  “哈,我怎麼可能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麼呢?”龍應台的笑意仍掛在臉上,語氣肯定地糾正。“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問,說‘你作為作者,為什麼自己的書都沒有出成電子書?’我的回答是,兩年半前,當我仍是作者的時候,有人來和我談書的電子出版,但我覺得那個模式還不是很成熟。”
  話題很快轉向了別處。此時的龍應台,周身披著件看不見的鎧甲,每一句不經意的談笑背後,都是準確的信息、縝密的邏輯,和小心翼翼的拿捏。她知道,哪怕說錯一個字,第二天的報紙內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。
  很多天后,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和她聊起相關的話題,龍應台先是開了句玩笑,繼而苦笑,接著沉默了幾秒鐘,很認真地說,“這次回來,很多東西都變了。”很多原來是在“主持公道”的人,也變成了拿著弓箭隨時準備放的。她原本以為,所有該經歷的辛苦,早在多年前做臺北文化局長的時候,就經歷過了。
  “帶著頭盔”回到臺灣
 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,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。
  龍應台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,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,嘀嗒作響,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。
  “局長,你說吧,什麼叫做文化?”凌晨三點鐘,龍應台站上了質詢台,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。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,似乎喝了點酒,滿臉通紅,大聲問道。
  對著空蕩盪的議事大廳,龍應台一下子變得很感性。拋開預算、項目、艱深的學術定義,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,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。
  “文化?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,他的舉手投足,他的一顰一笑,他的整體氣質。他走過一棵樹,樹枝低垂,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,還是彎身而過?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,他是憐憫地避開,還是一腳踢過去?電梯門打開,他是謙抑地讓人,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?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,綠燈亮了,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?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?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?他怎麼從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?
  如果他在會議、教室、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,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,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?他對家裡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? 獨處時,他,如何與自己相處?所有的教養、原則、規範,在沒人看見的地方,他怎麼樣?
 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、對待自己、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。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裡,人懂得尊重自己——他不苟且,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;人懂得尊重別人——他不霸道,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;人懂得尊重自然——他不掠奪,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。”
  講這番話時,龍應台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。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,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,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,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。
  走下質詢台,她抬眼看著窗外,臺北的雨仍在下。
  很多年後,再回憶時,龍應台坦言,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。那時的她,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,被外界形容是“掙扎在臺灣官場”。一度被議員質疑“不是臺灣人”時,龍應台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“我抗議!”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,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。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,龍應台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。“如果是作家龍應台,早就拂袖而去了!”說到激動,她握著拳頭。
  2003年,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後,龍應台去大學教書,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。後來她搬去了香港,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,除了寫字和教書,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裡的陽臺上,端杯酒,看著傍晚的大海,說說話。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。
  2009年,龍應台出版了《大江大海1949》,繼《野火集》後再掀兩岸閱讀風潮。
  五年後,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,龍應台卻在為即將參加的議會質詢胃痛,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。她要去做臺灣“文化部長”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。
  “為了做一個應對質詢的報告,我的同仁忙得雞飛狗跳。可能對面的人動一動小指頭,我們這邊的公務員,就要忙得跟狗一樣。”龍應台忍不住表達“委屈”。
  對於委屈,龍應台是有準備的。“人生有些決定就在一剎那。”2012年,答應馬英九的請求回臺灣接掌“文化部”,任臺灣首位“文化部長”時,龍應台沒和任何人商量。
  那年她60歲。“如果再晚4年,我不會幹。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,這是最後一次。”
  一個龍應台,兩千多人的“文化部”,千頭萬緒。
  非議不少,期待也不少。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曾說,“馬英九強調文化,龍應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選。”而包括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著正面的期許。“文化元年基金會”籌備處成員之一的張鐵志指出,龍應台當“文化部長”是好事,這體現了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為。但同時,作為一個關註文化政策的公民團體,“文化元年基金會”籌備處也會持續檢驗龍應台的施政表現。
  龍應台說,當時外界很希望看到她“馬上出成果”。
  於是龍應台告別了在香港沙灣徑25號“閑雲野鶴”的7年,“帶著頭盔”回到了臺灣,如打地樁一樣地從頭做起。
  “天哪,我來這裡乾什麼?”
  第一天上班,龍應台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,慢慢有人走進來,她一個一個地認識,“剛開始會覺得,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‘烏合之眾’。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,自己都不知道‘文化部’要乾什麼,既沒有共同的目標,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,彼此間也沒有默契。”
  臺灣“文化部”,是2012年5月從“文建會”“新聞局”“研考會”“教育部”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併而成的。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,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。對於空降的龍應台來說,如何整合“老樹與雜草”,讓“文化部”的地下管線接起來,並非易事。
  像在大學期間組織“思沙龍”一樣,龍應台每隔兩三個月,就把各部門的負責人招呼到家裡來Party。從六點多一起吃晚餐,到晚上十一二點,交流想法。建立一個“共識營”,一起討論下半年的目標、困難。
  可壓力不僅來自內部的整合。
  龍應台發現,作為“部長”,她不僅要面對比市“議員”質詢火力更強的“立法委員”,還要隨時接受來自媒體和外界如放大鏡一般的檢視。
  “可否請‘部長’談談影音政策?”剛上任時,有媒體追問。“我還沒聽到那裡,請給我一點時間,好嗎?”龍應台帶著歉意,“流行音樂部分原本不在我這裡。”她坦言,2003年離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後,連這方面的報紙都很少看。
  只做功課還遠遠不夠。2013年,有民意代表質疑,臺灣“文化部長”龍應台2012年出境43天,花了將近400萬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83萬),但有關計劃的執行率卻只有32%,狀況並不好。該代表隨即表示,認為“龍應台是把‘文化部’當成自己的基金會,出訪是為了替自己累積聲望。”
  面對質疑,龍應台承認,有些計劃的執行率的確偏低,但不少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。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為“臺灣書院”,就必須通過上網公開招標的方式,但這在執行上有困難,同時也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,不會那麼快地反映到“執行率”里。
  “頭一年,我的感覺是,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,會問自己‘天哪,我來這裡乾什麼?’這感覺蠻黑暗的。直到第二年的時候,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,我開始會覺得‘嗯,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’。”龍應台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表示,當“部長”最初的感覺,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,腳還沒站穩,一個浪頭就打下來,還沒準備好,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。
  在紛繁的檢視和質疑里,龍應台偶爾也會為指責和誤會而忿忿。“文化部”即將遷址到臺北新莊“副都心”時,“龍部長”一人坐擁三間辦公室的報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。“台聯”黨團副總召黃文玲更是出來嗆聲,“龍應台不食人間煙火,1個人需要3間辦公室,根本就是龍太后!”
  臺灣“立法委員”為此在質詢會上質問“行政院長”江宜樺時,江解釋,“一個‘部長’原則上只能有一間辦公室。”而面對“狡兔三窟”說,龍應台也不得不在“立法院”和媒體面前一再澄清,“我是‘笨兔’,只有一間辦公室。”
  對於不信任,龍應台有些無奈。“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,它拿著弓箭對著你,不管你每天做什麼,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,而且是四麵包圍的狀況。也就是說,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,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,覺得蠻沮喪的。”
  龍應台坦言,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。“我以為我沒有什麼私利的考慮,只是做一個公僕,你為什麼不信任我?這是整整頭一年半,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。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,這就是現實。並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。大概是兩年來,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。”
  這種艱難,甚至有一個階段讓龍應台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。“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,我這樣一個人,如果要對臺灣、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,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?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,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,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。”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  我唯一能用的“武器”就是誠懇
  “××,你們可不可以儘快拿出一個科學的統計方法,不要再這樣和稀泥了?”5月20日,“文化部”內部的下年度預算會議上,龍應台的目光越過一堆堆的預算申報、分析材料,投向坐在斜對面的綜合規劃司司長。
  在這個被“文化部”稱作圓桌會議的預算會上,龍應台和總計處代表各坐圓桌的一端,兩個局、七個司的負責人要輪流來彙報、解釋預算。而6月份整個“部”的預算案就要提交,並接受“立法院”的質詢,時間緊迫。
  “可不可以確保在一個星期內把這個會議召開完畢,給我一個確切的數字?”面對下一位來彙報預算的司長,龍應台的語氣依然不容置疑。
  工作時的龍應台一絲不苟,甚至有些咄咄逼人。她會有一連串的追問,似乎一定要把對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“榨乾”。而一旦工作結束,她會馬上用燦爛的笑臉迎接你,“怎麼樣,還好吧?”
  身邊的人透露,“跟‘龍部長’一起工作很不容易,因為很累。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。”臺灣公共電視董事會選舉,就是龍應台無數次想放棄,但最終還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樁事。
  2006年,臺灣成立了公共廣電集團,旗下包括不播放商業廣告的公視、可播放商業廣告的華視、為客家族群服務的客視、為原住民族群服務的原視,以及為島外華人服務的宏觀衛視等。
  政府撥款50億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10.4億元)成立的公共電視,此後每年都獲得約9億元新臺幣(約合人民幣1.9億元)的資金支持。根據規劃,公共電視是為臺灣觀眾提供的一個立場中立、兼顧文化、益智、教育、娛樂各方面的高質量電視臺。然而,原本以不受政治影響立場建立的公共電視,卻逐漸成了政治角力的場所。政黨輪替期間,藍綠陣營都試圖掌控公視董事會。
  “這實在是有違初衷。公視董事會改選之前歷經近兩年的紛擾,無法解決。因為第五屆董監事會無法產生,第四屆董監事會只負責看守,不能促成任何略具發展性的規劃,整個機構兩年來就在原地踏步,混日子。圈內人一提起公共電視,都會搖頭嘆息說,‘那個地方最難搞。’”臺灣民意調查基金會秘書長馬康莊表示。
  2012年,公視的主管機構由“新聞局”轉移到新成立的“文化部”。龍應台甫一上任,就接手了公視董事會選舉這塊“燙手的山芋”。早在2010年就屆滿的原董事會並不打算離開,而新董事會的改選過程又一再遭到藍綠勢力的掣肘,遲遲無法組成。在接受“立委”質詢時,龍應台曾氣憤表示公視爭議是“臺灣最大的世界醜聞”。那時候,公視面臨著六個訴訟,被國際組織“自由之家”列為台島新聞自由倒退的負面案例。
  “我唯一擁有的‘武器’,就是我的誠懇。董事會評審會成員充滿了政治猜忌。所以我只能找所謂社會公正人士,有身份有地位、有社會信任的人,來做我的候選人,結果還是被一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羞辱。因此是,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清流,同意被我請進來做‘炮灰團’,一次一次被否定掉。但我還是堅持。”龍應台回憶,那段推進董事會選舉的日子,她不是沒想過放棄。“有時候想說,就算了吧。”甚至一度說出“廢除公視”的氣話的龍應台,幾個月後還是重頭來過。
  “龍應台說的肯定是氣話,她會堅守公視的存在。”臺灣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說,“臺灣有太多的商業電視臺、太多的八卦新聞、太多的膻色腥的新聞。臺灣需要公視。”
  最終,在董事會“難產”的第934天,2013年6月26日,歷經5度審查的臺灣公視第五屆董事會終於誕生。“我想,誠懇還是有用的,我沒有私心。因為沒有私心,所以最後那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也不好意思了,在社會壓力下,經過了四五十個‘炮灰團’,最後董事會成功選出來了。”
  那天龍應台特別念了一封初二女生的來信,期許公視有一個“乾凈的、全新的起點”。為了公視董事會,龍應台沒少在媒體面前憂慮、含淚,而這次她終於露出了久違的輕鬆笑容。
  龍應台說,公視董事會選舉讓她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,是誠懇和溝通的重要性。
  7年前就反思過自己“知識分子的傲慢”
  很多人覺得,《野火集》里那個彪悍的龍應台,這兩年“變柔軟了”。這一點,龍應台並不否認。
  2007年,在發表文章《孟子與小科員》中,龍應台就反思過自己“知識分子的傲慢”。
  在“文化部長”任職記者會上,龍應台回憶起之前為官期間常與臺北市議會針鋒相對的情景,就表示自己“已有深刻反省”。“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態度要調整,希望這次可以做到。”
  公視董事會選舉,正像是對她反思成果的檢驗。“龍應台再回來,信仰的底蘊沒變。真正的挑戰落在她的溝通能力和技巧。包括如何應對‘立法院’的質詢,以及如何磨合各種異議。”臺灣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主任阮慶岳表示。
  一部分的柔軟是刻意為之,一部分的柔軟卻是發自本心。
  龍應台去苗慄探訪天然染織工坊,來到苗慄泰安鄉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,看到泰雅婦女在田地里把苧麻採收後抽出天然纖維,就跟著往地里一坐,邊學抽絲邊聊天。
  跟在龍應台身邊的人,常可以看到類似“泥土化”的一面。2012年4月,龍應台到竹東訪查臺灣畫家蕭如松藝術園區。看到園區種的各種果樹,龍應台興奮地爬到土芭樂樹上摘了一顆,在衣服上擦了兩下就吃起來,身邊的幕僚和官員一時看獃。有媒體也有些不解,“龍應台這是唱的哪一齣?”
  “她是個很自在的人,不會因為媒體,或者其他人士在場就改變行為。”大學時曾任龍應台清大“思沙龍”第一屆總監的蕭定雄回憶,龍應臺上課時偶爾也會把鞋子脫了,光著腳板繼續和學生討論。
  上任“文化部長”不久,龍應台正式提出“泥土化、國際化、產值化、雲端化”的四大政策方向,併發表了題為“從村落出發,從國際回來”的演講。她努力打造社區書店、復興草根社區、鼓勵傳統手藝傳襲、鼓勵“文學回鄉”。
  “我其實是從臺灣南部的農村中成長起來的小孩兒,我總是覺得你如果要揚帆而走四海,總要從一個村落作為起點,這個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,都是你心中最結實的東西,如同腳踩的泥土,那個其實就是傳統文化。”出生於臺灣高雄縣大寮鄉眷村的龍應台,像一個誠懇的農夫,耕種著臺灣文化的土壤。
  野火還在嗎?
  龍應台的《百年思索》里,曾記錄了這麼一段話:
  “你把她找來,是因為她有獨立的精神。如果她一進入官僚體系就失去這份精神,也就抵消了你找她來的意義,你同意嗎?”
  “如果她失去了獨立的精神,那麼她輸了,我也輸了。”
  對話發生在15年前的龍應台和馬英九之間。像是為了一場誰也不願輸的賭博,15年來,馬英九始終給龍應台留著足夠的獨立空間。
  “換一個人在馬英九的位置,有可能他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說,‘哎,我的輔選團隊的某某人有個什麼劇團,你給他個什麼資源。因為他對我的選舉有利。’或者是說,‘這個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關,你的場地借給他用一用。’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會做的事情,馬英九一次都沒有。馬先生從來沒有試圖通過影響我這一塊,來服務他的政治目標,從來沒有。”龍應台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形容,馬英九就像臺灣政壇的“稀有動物”,而這種有所不為,讓她有理由堅持自己的獨立。包括努力推動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項目。
  最初有創辦藝術銀行的想法,龍應台並沒有獲得太多支持,不少圈內的藝術家甚至質疑,為什麼讓陽春白雪的藝術染上“銅臭”?而身處藝術市場的畫廊、經紀人則擔心,“文化部”這是來和我們搶生意?
  龍應台嘗試著把這個概念介紹給更多的人,逐漸建立和完善甄選標準和典章制度,吸引臺灣本土的藝術家把作品賣給藝術銀行,再由藝術銀行出租給公共空間。
  馬英九是第一批客戶之一。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上,掛著大大小小近20件藝術品,都是從藝術銀行租來的。慢慢的,臺灣的機場、火車站、醫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間開始看到一些繪畫和雕塑作品,這些作品租金不高,為給民眾一個認識本土藝術家的機會。
  為了推動藝術銀行的正常經營,龍應台專門邀請澳大利亞藝術銀行的專家,來臺灣給工作人員上課。也許是因為多年海外生活的經驗,在推動文化交流方面,龍應台總是不遺餘力。
  近幾年,由於多次參加交流活動,龍應台一度被民進黨“立委”抨擊。但她依然故我。
  “我確實在這兩年中,很有意地跟同仁‘磨’。用文化的海內外來往,來培養他們的觀念和視角,應該說是從頭教起。他們會覺得很辛苦,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們從來沒有學過的。”
  餘光中形容早期的龍應台是一股“龍卷風”,像梁啟超那樣披著啟蒙先鋒的戰袍,揭示社會病情。但對於她進入政壇的決定,他總抱著擔心,擔心這股龍卷風,扛不住政壇的夜長夢多。
  進入“文化部”的龍卷風的確常常失眠,但風勢似乎並沒有中斷的意思。
  臺灣部分反對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的學生衝進“立法院”並占領議場23天,龍應台以政務官的身份要求年輕人退出議場,呼籲請“立委”上工。她的態度遭遇不少輿論反彈,譏諷龍應台“野火不在”。
  “臺灣雖然已經在1987年解嚴,但很深的部分還沒有解嚴。人們仍拿著威權時代的同一把尺看現在的當局。如果臺灣人心底徹底解嚴,對當局的態度不會是一味的反抗。而是會多一點信任、鼓勵、並懂得慎思和明辨。”龍應台反思,如果臺灣的前途都由“街頭”決定,是很可怕的景象。
  2012年2月,以“黑馬”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台,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。兩年後,臺灣指標民調公司再做調查,龍應台的施政滿意度也呈現下降、不滿意度升高的趨勢。
  龍應台似乎並不太在意,大方地給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。一直在“補數位化課程”的她,不久前段用WhatsApp(類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軟件)給工作群發了條信息,“親愛的同仁,我是政務官有天會離開,你們是事務官,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。”
  龍應台說她喜歡美國詩人佛羅斯特的一首詩,“我們永遠是站在三叉路口選一條路走,不可能走回頭路,不可能回到原點。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,那就不存在後悔的事。差別隻是,每條路的風景都不一樣。”採訪完,從她遠離市中心的辦公室眺望臺北,這個城市已經有星星點點的燈亮起了。
  龍應台:寫作所達不到的
  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,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,足足七百多天。不過重要的是,我現在已經做出這個決定,就一定不會後悔。尤其是兩年下來,我的感覺是,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,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這種打地樁的工作,是寫作所達不到的
  文化的推廣,
  就是要打開一個個制度的死結
  中國新聞周刊:就任“部長”兩年來,第一次動筆,寫了《溫潤,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》。如何理解這個“溫潤”?
  龍應台:臺灣文化的溫潤,如果你浸淫得夠深,會有體會。如果做一個禮貌指標的話,你會發現臺灣的禮貌指標是非常高的,而這種禮貌不是錶面的,不是形式化的,而是內在的溫潤。
  如果講得深一點,以整個華文世界作為參考系,臺灣是一個傳統和現代銜接得非常好的地方。它沒有比較徹底的、長時間的殖民,當然它有50年的“日據時代”。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,日本對於臺灣一直是不太管的狀態,真正變得比較緊張是1937年之後。所以相對於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,臺灣的殖民痕跡是少的。也沒有經歷和傳統文化的大割裂。所以,它的傳統和現代是有交融的。
  舉個例子,如果你去臺灣的捷運站,地面上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市場,裡面有賣菜的、賣香的、賣花的,籠子里是雞和鴨,一個賣豬肉的婦人,剁一塊豬肉還撒一把蔥給你,都是最傳統的生活方式;從市場坐電梯到地下搭捷運,就完全是一個現代的生活。每個人都在排隊,一個有條不紊的現代社會。
  它的傳統和現代銜接自然,並沒有衝突。也因為銜接得好,你能感受到它的溫潤。溫潤是一個結果,它的因是傳統的溫柔敦厚和現代的快捷方便的交融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此前你也指出,臺灣人正在變得越來越焦慮和急切,追求短線的利益。你非常關註臺灣文化中的單一個體,小到民間手工藝人,大到享譽國際的藝術家,你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,給臺灣人帶來什麼改變?
  龍應台:臺灣已經是一個相對成熟和開放的社會了。在這樣一個社會裡,民間文化有自己滾動的力量,而人民文化氣質的形成,政府的角色並不是最重要的。你會發現,在臺灣最活躍的是民間的基金會,各種慈善的組織。比如臺灣的慈濟,不管是臺灣本身還是國際社會,面臨突發事件,慈濟都會第一時間將財力、人力集中,伸出力所能及的援手。他們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構建和動員能力,是政府工作所無法達到的。
  從這個角度來看,臺灣已經發展到一個“弱勢”政府的階段,民間比政府更活潑,動員力更強。那麼作為政府部門官員,我所能做的,可能就是做那些民間自由的、自發的、滾動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。
  第一件,就是為臺灣的社會文化培養一方沃土。這部分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公權力才做得到。比如說,我們現在正在處理一個難題:臺灣的小劇場很難發展,它們的場地非常難找,沒辦法像歐洲或者美國,能聚成整條街,去讓小劇場生存和演出。臺灣有很多規定,比如消防法規或者建築、都市企劃的法規,種種規定導致小劇場建不起來。如果我認為讓臺灣人有機會浸潤到這種藝術氛圍里是重要的,那麼我就會運用自己手中的能量,把營建、消防部門,以及政府各個部門彙集起來,協商調整。在這個事情做成之前,中間也許卡住了三十個關節,“文化部”就要透過制度和協調,把這一個個死結打開,最終讓這些民間小劇場有合理、合法的生存空間。
  再比如藝術銀行,這也不是民間力量作能達成的。通過一系列法規、預算,讓臺灣的公共空間里,能夠有自己的藝術家的作品出現,讓臺灣人更多的瞭解、認識本土藝術家,這些都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你說藝術銀行是你兩年來“最驕傲的項目之一”。據說藝術銀行的想法剛一齣來,是受到了不少質疑的,運作過程也不順利。對於藝術銀行,你的驕傲在哪裡,難在哪裡?
  龍應台:藝術銀行這個事情,已經談了很多年了。最困難的是,如何讓這個談了很多年的事情,最終落實。因為一個理想的實現,需要處理很多實際的細節。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多成果,臺灣藝術家的作品能夠在機場、車站等公共空間被看到,走出莊嚴的藝術殿堂,來到民間。但幕後的工作非常辛苦。
  首先甄選的過程,就要做很多取捨,比如對藝術家年齡的限制、對作品選擇標準的制定,要做大量的咨詢工作。
  再比如,藝術銀行的運作如何能夠持續,買了作品進來,是否出售?如果賣,民間藝術市場就會有反彈——怎麼你公家要和我們爭市場?如果不賣,那麼每年買那麼多作品進來,如果有的作品十年沒有人租,怎麼辦?如果買的作品,最終升值了,到底賣不賣?所以買賣之間,要做無數的斟酌、討論。
  其實,藝術銀行面臨的問題,也很像“文化部”面臨的種種問題的縮影,最典型的就是典章制度的建立。講一個例子,比如一幅畫在運送的過程中碰壞了,你是把它丟掉,還是要修補這幅畫?如果修補,那麼是否會破壞藝術家作品的原貌?買了作品之後,和藝術家的權利義務關係是什麼,可不可以因為這部作品十年都沒有人租,我就把它銷毀,或者捐出去?所以這些都要通過契約來確定。對於我們來說,文化的推廣繁衍,與這些繁瑣的行政也是休戚相關的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這兩年你對保存傳統文化傾註了大量心血,包括對古跡的修複,對傳統手藝的傳承。但不可否認,對於現代社會、年輕人來說,傳統文化越來越遠。在你看來,如何讓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不那麼艱難?
  龍應台:的確,我們看到現代的年輕人哈日、哈韓,對於外來的新潮文化“馬上就要”;或者現代的年輕人更青睞電子閱讀,他們交朋友、溝通的方式都已經完全電子化,但傳統文化、生活方式的空間仍是有的。以我為例,臺灣美術館的周年慶,我都會親筆寫信祝賀,用毛筆、豎版的傳統方式。當然,可能現在這樣做的人已經少之又少了,現代人比較習慣發E-mail,用字句不全的方式來表達。
  我覺得保存傳統文化,就像放風箏。當風箏越飛越高,風越來越大,風箏眼看就要脫線的時候,你的手抓得越緊。所以你會同時看到,臺灣現在哪個古跡要被拆的時候,直接去街頭抗議的反倒以年輕人為主,他們還是在乎的。而且,現在以流行方式傳播傳統文化的,也還是有。比如周傑倫的歌,比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。
  在現代家庭里,也會有父母給小孩子讀經,讓他們更多瞭解傳統宗教文化。所以,在臺灣幾乎是俯拾可得傳統文化的“再生”。
  大陸也會有,比如當年於丹講《論語》,會那麼流行。我想這都是因為手裡的風箏線快要斷掉了,大家才會抓得越緊,那種渴求是一樣的。
  我這樣一個人,
  到底怎麼做是對的
  中國新聞周刊:兩年前剛任職,你形容自己當時“像踩在軟綿綿的沙灘上,雙腳還沒有站穩,一個大浪又來了”。如今兩年過後,這種感覺有沒有改變?
  龍應台: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(笑),現在有很多改變。
  第一年之所以會有那樣的感覺,是因為“文化部”是一個來自幾個完全不同部門的人,集合在一起。自己都不知道“文化部”要乾什麼。但社會對你的期待又特別高。所以就變成,一方面別人要看到你馬上有成果交出來,另一方面我連員工都還沒開始訓練。我的員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對面的人是誰,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標,共同的工作方法。科長不知道他的上司長什麼樣,你怎麼“打仗”?所以,頭兩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。
  現在兩年結束了,我自己比較安慰的是,團隊形成了。彼此間的默契也建立了,觀點如何表達、共識如何形成,現在基本上都有了雛形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是不是有時候也需要讓身段更加柔軟,去適應官場生態?
  龍應台:(笑)我夠不夠柔軟?很難說啦。應該說溝通很重要,面對現在“立法院”的生態,我努力試圖變柔軟的部分是,我告訴我自己,任何時候如果你對我的政策有質疑,想要瞭解,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到你面前,向你解釋。這是我認為我在變柔軟的部分。
  但是,如果我認為這個質疑是不合理的,或者你想要通過預算、資源來作交換,我是無法接受的。因為你支持我的預算,是為了臺灣社會整體的進步,不是為了我們之間的資源交換。有很多政治人物,為了所謂的“政通人和”,是這個也願意做的,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們比我“柔軟”的部分。而這一部分,我比較“不柔軟”。
  所以,一方面,人們可以贊美我說“龍應台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”,一方面也可以嚴厲地批評我“不夠柔軟”,我承認。
  說我不夠柔軟,我完全接受,因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“抵抗”,因為我的公務員的辛苦程度,我是很不忍心的。所以,能夠幫他們抵擋的,我都爭取去抵擋。所以,這個壓力不只是抨擊式的壓力,還來自於我該怎麼帶這個團隊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在臺灣做官,可能一個必修課就是“挨罵”。兩年來,你如何應對質疑、甚至誤解?
  龍應台:還有被侮辱也在內(笑)。
  這些年,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調整。事實上,這些年臺灣社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我在1999年到2003年,在臺北市政府工作的時候,那時候我也是官員,那時候也有媒體。我這一次會同意進來,再做公務員的時候,一個認知是覺得,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種辛苦程度,已經經歷了,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那個時候更辛苦了。有什麼好怕的?進來以後發現,我那時候的假設是錯的。為什麼?媒體這一塊變了。當然,媒體變了也不見得是因,它有可能是個果,因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變了。
  最大的差別在於,13年前,一樣的辛苦,可是媒體有一個健康的正義感。那個正義感,使我一個文化人進到政壇來做公僕,會覺得媒體有一種珍惜和呵護。它有一種包容、期待和鼓勵。當你在政治的明槍暗箭中受傷的時候,你會覺得還好有一個力量幫我主持正義,那就是媒體。 
  但兩年前我再回到政壇,發現一切都變了,而且是質變。而且變的原因我都無法理解,那就更深層了。
  當然,也還是有正義之聲。比如公共電視的董事會選舉,有媒體實在看不下去。又一次評選失敗後,《聯合報》和《中國時報》,同一天都在撻伐這件事情。所以公正的聲音還是在,但整個生態環境變了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是否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?
  龍應台:後悔倒是不會啦。只是,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,我這樣一個人,如果要對臺灣、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,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?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,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,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。
  中國新聞周刊:會懷念以前寫作的日子?
  龍應台:當然會。因為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,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,足足七百多天。不過重要的是,我現在已經做的這個決定,就一定不會後悔,尤其是兩年這個階段完成的時候。兩年下來,我的感覺是,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,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。這種打地樁的工作,是寫作所達不到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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